德国柏林博德博物馆（Bode Museum）收藏有19世纪之前西班牙绘画与雕塑作品，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拥有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成体系的收藏。

【资料图】

澎湃艺术获悉，博德博物馆近日开幕的展览“西班牙对话：博古睿美术馆的毕加索做客博德博物馆”，将馆藏西班牙古代艺术作品与博古睿美术馆八件毕加索作品对话，探讨了西班牙艺术传统在20世纪最重要的西班牙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de Miranda1677年的作品今年是毕加索去世50年，欧美各大博物馆推出“毕加索庆典，1973-2023”，其中尤以其一生工作的法国和故乡西班牙为甚。在德国，博古睿美术馆藏有大量毕加索作品，但因正在进行为期五年的翻新，众多馆藏在外巡展（目前正在上海展出）。所以柏林的“毕加索庆典”以“毕加索做客”的形式呈现，该展为博德博物馆“西班牙对话”系列的首展，这一系列由德尔·科拉尔（María López-Fanjul y Díez del Corral）策划，她是博德博物馆雕塑收藏和拜占庭艺术博物馆外展部策展人；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长加布里埃尔·蒙图阿及该馆策展人薇罗妮卡·鲁多费尔是“西班牙对话”毕加索部分的策展人，他俩也是正在上海UCCA Edge举行的“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的策展人。

展览在博物馆二楼的两个展厅中展出。一个展厅聚焦世俗艺术中，对真实人物、物体或自然的描绘；情感、幻觉和肖像在另一展厅中被关注。

尤尼（Juan de Juni），《玛利亚、耶稣与约翰》，约1560年尽管“对话”一词在博物馆中常常被滥用，但凡将不同时期的作品并排列展示，都会冠以“对话”之名，但对于毕加索和西班牙传统艺术而言，“对话”一词恰如其分，展览更是向观众呈现了一场超越传统艺术史流派和时代界限的“对话”。对于毕加索而言，艺术不分过去、未来，既不古老也不现代，仅仅根据当前的相关性来评判。毕加索研究、诠释并改编了前辈艺术家的作品。毕加索早年就收藏了众多艺术品原作和复制品，这些来自古代大师和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持续的思考源泉，西班牙艺术在其中尤其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毕加索他在安达卢西亚（马拉加）、加利西亚（拉科鲁尼亚）、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等西班牙不同地区自己的童年和求学时期，了解西班牙艺术的丰富性。

毕加索与西班牙

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在安达卢西亚的马拉加出生，在那里他度过了童年的一部分时光。1891年，毕加索因他的父亲被任命为美术学院教授而迁居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毕加索也因此到父亲任教的美术学院学习，也是在此，毕加索首次公开展出他的艺术作品。这时他的作品中已经有许多重复出现的主题，如鸽子、公牛等。

1895年，毕加索首次参观马德里的普拉多国家博物馆。这次参观是其艺术的分水岭。此后，他就受到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和格列柯(El Greco)等伟大艺术家作品的影响，尤其在1897-1899年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求学时，青年毕加索感到学校课程相当乏味，常常跑到普拉多博物馆欣赏和临摹格列柯、戈雅、委拉斯开兹等艺术家的作品。据说，他临摹了58遍委拉斯开兹的《宫娥》，毕加索后来也对《宫娥》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目前毕加索的《宫娥》系列收藏于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

如果说巴黎为毕加索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素材，那么西班牙艺术则更早植根于他的观念中。柏林收藏的西班牙古典艺术作品，虽然有所局限、且大多为基督教主题，但不并不影响“对话”的进行。

委拉斯开兹工作室，《玛丽亚·冯·哈布斯堡公主肖像》，约1630/164019世纪之前，西班牙艺术作品大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与观众互动。尽管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或是冷漠的、甚至有拒人千里之外之感。但从其历史背景解读，当它们与观众产生交流和互动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特别在西班牙宗教艺术中，雕塑家和画家创造出艺术幻象，将无形的信仰形象化。

展览现场，佩德罗·罗尔丹的雕塑《苦难圣母》，1670-1675年这种形象化体现在佩德罗·罗尔丹（Pedro Roldán）对圣母描绘中那一滴厚重的眼泪，也体现在埃尔·格列科（El Greco）为他的《圣母悼歌》（Mater Dolorosa）所灌注的克制情感。这些作品讲述着讲情感注入艺术作品中，并非新现象，而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班牙艺术的中心。毕加索也着迷于情感的表达，比如1959年，他为伴侣杰奎琳所作肖像（1953年，毕加索在一家陶艺工作坊结识了比自己小46岁的杰奎琳·罗克，并于1961年与她结婚。20年间，毕加索为她画了400多幅作品）。“比较，格列柯创作的玛丽亚，你肯定能找到相似之处：同样的长脖子、突出的眉毛和鼻子。当你看杰奎琳的照片时，确实如此。”蒙图亚说。

格列科，《圣母悼歌》，1587/1590

毕加索，《杰奎琳肖像》，1959毕加索也不回避情感，比如1937年他为超现实主义者保罗·埃吕亚尔的妻子创作的《努施肖像》。这一年也是其主要作品之一《格尔尼卡》的创作年份。策展人鲁多费尔说，“哭泣的女人是一个话题，毕加索的肖像画中，眼睛周围的装饰让人想起眼泪、鼻孔则被画成水滴的形状。”

毕加索，《努施·爱洛华肖像》1937年不止于毕加索的对话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以多学科的方式探讨西班牙艺术。

展览年代最为悠久的作品之一是1475年佩德罗·贝鲁赫特(Pedro Berruguete)的《宝座上的玛利亚和圣子》，虽然，佩德罗·贝鲁赫特早年在意大利学习，并成为乌尔比诺大公的宫廷画家，但一直以来被视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背景之外。然而，这正是展览要强调的、西班牙艺术的独立性。

佩德罗·贝鲁赫特，《坐着的玛利亚和圣子》，1475年展览中，毕加索1961年创作的扁平而抽象的青铜雕像《音乐家》与安东尼奥·费雷拉(António Ferreira)创作于1730年左右的装饰陶瓷作品《演奏音乐的天使》相遇。“这种形式的雕塑和绘画在西班牙随处可见，遍布博物馆、教堂、小礼拜堂。毕加索的视觉记忆中有大量类似色彩、属性、姿势。”蒙图阿解释道。所谓“对话”，并非只是毕加索与西班牙传统的对话。西班牙和德国至今依旧存在的、需要对话的历史偏见也置于展览背景之中。

毕加索，《音乐家》，1961

安东尼奥·费雷拉，《演奏音乐的天使》，约1730肖像作品也是“对话”的一部分，14世纪以来，肖像作为权力的象征和权力工具的使用，以及肖像如今成为了社会群体的形象策略，主宰着社交网络的世界。这种肖像象征意义的起源几乎与艺术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展览通过毕加索的《扶手椅上的女人》（1939）、16世纪的《卡斯蒂利亚女爵》（约1530）、委拉斯开兹工作室创作于1630至1640年左右的《玛丽亚·冯·哈布斯堡公主》肖像并置，反映了对权力和个人特质的表达。“毕加索非常熟悉宫廷肖像的描绘，他让女人交叉双腿，手脚稍微扭曲，试图破坏宫廷肖像的规则。”蒙图阿说。

《卡斯蒂利亚女爵》，约1530年

毕加索，《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1939年展览还讨论了超然与真实的幻觉。尤其在数字时代，区分事实与虚构似乎越来越困难。19世纪以前，西班牙艺术创作大部分在试图超越可见世界的限制。这也是迭戈·德·西洛（Diego de Siloé，1490/95-1563）所做的，他像大多数西班牙雕塑家一样，创造出超越物质世界的艺术幻象。四个世纪后，毕加索凭借立体主义彻底打破了绘画与雕塑、表面与空间之间的藩篱。

迭戈·德·西洛，《新月上的圣母》（局部），约1490年

毕加索，《坐着的女人》，1940年展览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线索，激发人们摆脱基于等级观念的艺术史讨论。因此，这里展示的作品是独立于时间、空间或流派相关背景而编写的，也通过回顾过去以理解和表现现在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毕加索在21世纪仍然是一个杰出、但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1月21日，本文编译自博德博物馆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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